长征时期，党内斗争十分激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各类重要会议上，紧紧抓住不同阶段主要矛盾，坚持讲政治、顾大局、求团结，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为长征胜利、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筑牢路线与组织保障。
 
以顾全大局的斗争艺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依靠共产国际支持进入中央领导层，博古、李德掌握最高领导权。军事上，“左”倾领导人否定毛泽东总结形成、经受苏区实战检验的游击战、运动战方针，第五次反“围剿”先后犯下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错误，战略转移阶段又实行逃跑主义，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党和红军陷入空前危机，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不满持续高涨。
       毛泽东清醒认识到，单凭个人力量难以扭转被动局面，必须争取中央高层多数领导支持。湘江战役之后，他重点争取原本属于“左”倾阵营核心成员的张闻天、王稼祥。当时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三人团”中，周恩来认同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但势单力薄。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两人均具备强大党内影响力。争取二人转向正确路线，才有可能打破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挽救红军。
       长征出发之初，毛泽东以张闻天患病、王稼祥负伤为由，申请三人编入中央纵队担架队一路同行，创造持续和便利的交流条件。行军途中，毛泽东同二人深入剖析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经过充分思想沟通，王稼祥坚定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提出要开会纠正错误；张闻天也逐步觉醒，确立“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立场。毛泽东成功团结张闻天、王稼祥，在高层形成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核心力量，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思想与组织基础。
       在凝聚张闻天、王稼祥共识之后，毛泽东持续加强与周恩来沟通。湘江惨败后，周恩来竭力支撑危局，迫切希望依靠毛泽东正确军事策略扭转困境。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的方案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支持，否决李德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这是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参与高层军事决策，正确意见首次得到采纳，红军就此转向贵州，避开蒋介石预设的包围圈，取得反对“左”倾错误斗争的关键先手。
       随后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进一步确认进军黔北遵义的战略，持续否定博古、李德的原有方案，并限制其军事指挥权限。猴场会议明确规定，红军作战相关事项，军委必须向政治局报告，从制度上约束独断专行，为进占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条件。
       遵义会议与会20名代表中，除博古、李德、凯丰三人外，其余代表均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这一局面，一方面源于毛泽东的分析立足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始终坚持团结党内大多数，依靠真理凝聚军心民心。
       会议进程中，三位中央领导的发言起到决定性作用。博古作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依据三人共同研讨、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提纲作“反报告”，系统批判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定下会议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基调。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率先响应，主张撤销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要求由具备实战经验的毛泽东指挥红军。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动承担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领导责任，深刻自我批评，并正式提议由毛泽东领导红军行动，得到多数与会者赞同。毛泽东后来评价，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聚焦主要矛盾，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统一
       在遵义会议这一紧迫而关键的会议上，毛泽东确立清晰斗争策略：会议集中力量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讨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调整。会议重点剖析“左”倾领导者军事失误，明确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根源。
       会议指出，在内线作战取胜希望渺茫时，领导人没有及时实施战略退却保存有生力量，固守阵地拼消耗；突围转移过程更是惊慌失措的搬家式逃跑行动。会议充分肯定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战争、诱敌深入、灵活机动运动战等军事思想，认定博古、李德需要为军事失败承担主要责任。会议决定撤销“三人团”，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决策；明确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拥有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