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中共“七大”正式产生了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五大书记，以陈云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领导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呢？
 
毛泽东、张闻天领导体制发生实质变化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以“钦差大臣”自居，12月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凌驾于中央之上，肆意指责和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将自己及随他回国的陈云、康生增补进中央书记处，自己坚持排名张闻天、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后来称，“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
       由于任弼时等同志的努力，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情况和毛泽东本人有了正确的了解。1938年9月至11月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认可。这使王明掀起的“波折”完全失败，书记处的排序改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毛泽东、张闻天领导体制也有了实质变化，张只是“在形式上当当主席”。
       从此，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进行，实际上他承担了党的全面领导责任。他的政治谋略、军事才能和对中国革命的理性认识，得以充分施展。毛泽东成为全党的核心领袖，“人民的救星”，取得了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公认。
       在此之前，即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党中央并没有真正地形成一代领导集体那样的领导模式，也没有稳固地取得统一决策、统一指挥的实际领导效应。在毛泽东核心领袖地位确立后，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前提和条件。
       一是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不再受到严重的错误干扰和冲击了。在此之前，长征途中，张国焘与中央分庭抗礼，公然打出另立中央旗号，使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指挥地位受到很大损伤；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一个时期内使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受到孤立，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还被迫向王明承认错误。这种现象说明，就中央统一领导的实际效应而言，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存在着严重的不统一和极大的不稳定性。
       二是形成统一高效领导机制的制约基本被消除了。当时，在党内，张闻天一直是负总责，毛泽东一直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与决策。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张闻天体制分为“张主政，毛主军”和“张挂名，毛做主”两个阶段，长达8年。应当说，这是特殊环境造成的特殊体制，有其合理性和实效性，甚至还可以说是流动战争和艰苦条件对合作体制的客观选择。但它说到底不属于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正常领导机制，从根本上妨碍了核心层的凝聚作用。
       三是毛泽东与周围的许多重要领导人物，开始形成紧密的关系。在毛泽东领导地位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重要领导人的坚决扶持和有力配合，表现了他们之间志同道合的信念和可堪称颂的领袖风范。如军事上的朱德、彭德怀，政治上的张闻天、周恩来。这正是毛泽东得以巩固领袖地位最坚实的基石。
 
延安整风期间调整最高决策层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这是六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机构的一次重大变化。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书记处（注：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为成员，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有权决定和处理一切日常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使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领袖名副其实。
       新的书记处会议有效地强化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顺利地贯彻毛泽东的决策方针。刘少奇和任弼时进入书记处，最高决策层吸纳了重要成员，增添了坚决贯彻毛泽东方针路线的新生力量。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任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书记）和组织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书记），作为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刘少奇第一次任党和军队仅次于毛泽东的要职，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从人员构成和组织层次上看，虽然仍保留了原来的政治局，这仍然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组。中央领导形成了新的核心结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显现雏形。
       这次重大调整有着深刻的背景，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毛泽东早就有“改造中央”的考虑。因为他一直认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当时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是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项英）和王明回国后新增补的（陈云、康生）。……（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