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诞生的。除了政治建军，重视文化建设一直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它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克敌制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
 
红军文化水平远远领先国民党军队
       文化素养作为现代军队的核心战斗力，从红军时代开始，我军就是一支重视文化的军队。红军高级将领自不必说，读书参军者，比比皆是。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罗荣桓等都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不少人还有留学经历。至于徐向前、彭德怀、林彪等将领，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是讲武堂的学生，也都是文化人。
       井冈山会师不久，红四军就在军官教导队基础上开设随营学校(后改为红军学校),重点培训红军的中层干部，传授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这支部队除了打仗之外，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学习。
       1933年红军学校扩建成红军大学，旨在培训营团级以上干部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当时，毛泽东讲授中国历史、外国侵华史、组织群众的方法和革命理论，朱德则重点讲授军事技术。接下来，则是普通士兵的文化学习。
       长征开始后，红军面临形势之险恶，行军之艰难，生活之困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红军的学习运动仍搞得如火如荼。为此，毛泽东要求：“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300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
       针对大部分红军战士是文盲的状况，周恩来、刘伯承、蔡畅等亲自教警卫战士学文化，徐特立教女战士学拼音学文字。张闻天发明了“看后背”的学习方法。行军时，战士们背着识字牌，牌上写的字就是行军的内容。
       许多战士口袋里装着一支小木棍，当行军休息时，就取出小木棍在地上写字。宿营时，有些连队举行识字游戏晚会，教唱识字歌，办识字展览，搞识字测验和学习比赛，并给优胜者发奖。红军战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到了知识，明白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道理。
       据资料，民国时期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但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发现红军战士的识字率在70%以上，剩下30%属于新招收的战士，还没来得及教育培训。因此，论军队的整体文化水平，红军远远领先同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部分干部都曾接受过抗日军政大学和教导队的培训。文化教育改变了八路军部队工作的面貌，过去一些战士看不懂宣传材料，对外宣传自然不会讲也不会写，学习了文化后则不仅能讲会写，还抢着写标语。更重要的是，文化教育提高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效果。过去一些战士听不懂讲课，开展文化教育后不仅能听懂，而且能自学。军事训练热情也普遍高涨，有的还琢磨军事技术的改进。
       到了1944年，开展文化教育成为党和军队的三大重点工作之一。这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干脆用了更为直接的语言来提醒部队干部战士重视文化建设：“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总兵力高达550万，其中，空军、海军和陆军特种兵部队的数量很小。此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为适应现代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军委在决定将军队精简缩编的同时，全方位、正规化和大规模的文化教育计划也在全军全面展开。
       1950年8月1日，在八一建军节之际，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出了梯次递进、逐步提高的目标任务。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
       各大军区和部队结合实际，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学习教育形式。当时，以祁建华为代表的“速成识字法”等各种教学方法应运而生，文化教育活动以超出常规的规模与力度……（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