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761期
2022-02-14 16:26 知音官网发布
“西安事变”前后毛泽东的战略抉择
在“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高层力主“杀蒋”的言论曾扩散发酵，传播流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西北大联合初现端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员至数千人。腊子口战役后，仅有的数千红军又减员1500多人。再往前走，要经过人烟稀少、寨堡林立、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西和宁夏。红军此时亟须休养生息，而陕北适时地提供了一个地方。
此时，中央红军连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仅有1万人。而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之多，连同十七路军和其他杂牌部队，还有尾追而来的甘肃北部的蒋系王均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合起来有二三十万人。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存身？
1935年10月，蒋介石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因他往成都指挥“围剿”红四方面军，对陕北红军的“清剿”则交由代总司令张学良全权指挥。没曾想，刚与红军交手，东北军便被打得丢盔卸甲。一一○师被歼灭，师长何立中毙命；接着一○九师又大败，师长牛元峰自杀。张学良不敢再轻视红军的战斗力，萌发了“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
红军初到陕北，毛泽东即指示“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东北军之与红军固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并与之订立和平共处条约。红军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从不主动找事惹事，尽力维持好与周边的关系。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
几乎同时，毛泽东把目光转到西北军，重点做西北军统帅杨虎城的工作。12月5日，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杨虎城，一封给西北军总参议杜斌丞，杜斌丞是杨虎城身边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信的主要内容是：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杨虎城很不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认为这是蒋的借刀杀人之术。当蒋介石的中央军大举进攻陕西时，杨虎城感到危机已来临，只有与中共合作，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才能走出窘境。况且，西北接壤苏联，从这里可以寻求到苏联的帮助。“军事上先打通国际路线”，不仅是张、杨二人与中共合作的动机，也是西北各地方实力派共同的企望。最终，客观上把西北的三股力量推到了一起，使西北大联合初现端倪。
毛泽东呼吁组成联合抗日战线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遭到蒋介石、阎锡山大军的阻拦。3月20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及东北军全体官兵，指出：“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张学良来到太原，说服阎锡山共同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阎锡山让张学良捎信给中共，只要红军撤出山西，他愿意与中共洽谈。
5月，红军结束东征回到陕北。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红军撤出山西是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毛泽东还捎去了中共中央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电文说，“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红军虽取得东征的胜利，为表示共同抗日的诚意，“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现已“撤回黄河两岸”，并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在此期间，毛泽东频频致信各地方实力派，以期实现联合抗日的局面。如：8月14日，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傅作义；9月8日，致信邵力子、王均、朱绍良、毛炳文；9月22日，致信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于学忠；12月5日，致信冯玉祥。在致这些地方实力派的信中，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组成联合抗日战线……（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