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42期
2023-09-28 16:39 知音官网发布
香港平稳回归：中央高层的战略大布局
早在“文革”结束后，中央即开始交涉香港交接问题，各种战略设想与战术设计，都围绕着“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两个目标来推进。对于香港平稳回归，中央的筹划不仅停留在战略上，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层面也提前展开了布局。战略意义上求稳的“一国两制”
1978年11月，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宴请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时提出：“1997年快到了，《新界租约》怎么办？希望你们中方有个较正面的表态，使投资者可以放心。”从这以后，中英双方开始了有关香港问题的接触和交涉，拉开筹划香港回归的序幕。
1984年是中方开始对香港问题密集表态的一年。当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谈起来两岸统一问题，说出了自己创造性的政治设想：“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紧接着邓小平表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
同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时候再次做出同样表态，原本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创造性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没想到最先应用到了香港问题上，并逐渐成为现实。
事实上，早在“文革”结束后，中央即开始交涉香港交接问题，各种战略设想与战术设计，都围绕着“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两个目标来推进。“一国两制”可以说是战略意义上的求稳方案，无论在后来的中英谈判中，还是在回归过渡期以及政权交接时，都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交接协商机构的诞生
香港回归的中英磋商包含三大层面问题，第一是主权问题；第二是回归以后用何种方式来管理，保持繁荣稳定；第三是接下来怎么具体安排交接，使政治和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
时至1984年，中英谈判已经基本解决前两个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双方遇到颇多瓶颈。因为从当年到2000年1月1日这15年，被中方视为过渡期，双方的协商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逐渐涉及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具体事务安排。
邓小平于1984年2月率先提议，为了保障顺利回归、政权平稳交接，建立一个临时性外交机构进驻香港，名称初定为“中英联合委员会”，有问题就在当地解决，解决不了的时候才提交到两国外交部甚至中央政府层面协商。
英方代表——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顾问柯利达听说这个提议后“犹如晴天霹雳”。英方对这个提议相当抵触，认为不存在过渡期一说，中英两国都有政府和外交机构，任何议题都可以在这些机构里协商，没必要再设立新机构。
抛开表面的外交说辞，其实，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各有自己的顾虑。中方的顾虑主要有两点，首先，认为在15年过渡期内，肯定不会是“风平浪静”，很可能有人会出来破坏；其次，担心港英政府在回归前会挥霍掉“香港政府”财富，大量出售土地，消耗未来的外汇储备，或者从事规模过于庞大的工程建设，给未来的香港地区政府带来财政负担。因此，成立一个中英联合的外交机构，可以在具体事务上防患于未然。
英方真正顾虑的是这个机构可能会变成香港“第二权力中心”，造成回归前“中英共管”的局面，使港英政府权威受损，出现“靠边站”或者变成“跛脚鸭”的情况。
中方试图打消英国顾虑，一再安抚说，主权交接前的过渡期，问题复杂，事务繁多，设立这样的机构，目的是让港人参与学习和管理，为香港回归后的“港人治港”创造条件；过渡期仍然由英国来治理，中方不会干预，联合机构不是权力机构，只具有协商咨询功能。
事实证明，中方基于稳定交接为宗旨的这个构想是非常周密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诞生，为香港的平稳交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处理具体事务方面的功能超过人们的想象。这个机构下设由中英共同派出人员构成的各种专家小组，研究处理了各类繁杂的交接问题。小组先后在北京、伦敦、香港召开过47轮全体会议。
后过渡期的外交斗争
在中英谈判过程中以及在香港过渡期内，英国曾设计过“三手准备”，第一手准备是1997年后希望“延长”对中国香港的殖民统治时间；第二手准备是“主权移交，治权保留”的计划；第三手准备是保持“控制力与影响力以及利益”，以实现“光荣撤退”的目标。
但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英方的前两道防线都被击溃，所以，英方希望启动第三道防线，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英联邦内最常见的“西敏寺式代议制”（注：指有由民选国会占大多数议席的政党组成内阁执政）引入香港……（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