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958期
2025-12-19 16:54 知音官网发布
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之战与时代传承
2025年，正值抗美援朝75周年。这场始于1950年的战争，不仅是新中国军事上的“立国之战”，更是外交上的“奠基之战”——它发生在冷战两极格局的初建期，塑造了新中国早期外交的核心逻辑，也为后续数十年的外交策略埋下了历史伏笔。75年来，中国的外交基因始终不变——对主权的坚守、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依托。两极格局下的生存抉择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球已形成鲜明的两极对峙格局。美国凭借二战后的超强实力，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将新中国视为“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还联合西方盟友对中国实施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在东亚，美国扶持日本、韩国构建 “反共防线”，并派遣第七舰队进驻中国台湾海峡，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主导的 “巴黎统筹委员会”将中国列为重点禁运对象，阻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往来。与此同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虽对新中国表示支持，但其“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明显，试图将中国纳入苏联主导的阵营体系，在援助中附带政治条件。
面对“夹在美苏之间”的生存困境，新中国作出“一边倒”的外交抉择，即坚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与工业建设支持（后续落实 156 个工业项目），为新中国打破西方封锁、恢复国民经济提供了关键支撑。
多位参会专家纷纷表示，这一决策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选择，而是基于当时现实安全与发展需求的理性判断——通过与苏联结盟，新中国有效缓解了美国的战略压力，为东北工业基地（新中国初期工业核心区域）争取到安全缓冲，同时获得了工业化起步必需的技术、设备与资金。
但“一边倒”绝不意味着放弃主权独立。新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始终坚守“不被大国操控”的底线。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0—1953年），苏联曾提出 “联合指挥志愿军”、“共管中国东北铁路” 等要求，均被中国坚决拒绝；在战场战术决策上，中国始终坚持以志愿军为主体，苏联仅提供空中支援而非直接干预指挥。这种“既合作又独立”的态度，打破了传统阵营外交中“大国主导小国”的惯性，为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理念奠定了最初实践基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系教授马建标在“遏制冷战”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新中国并非被动卷入冷战，而是主动以抗美援朝遏制冷战向亚洲蔓延。美国若占领朝鲜半岛，将形成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冷战的战火可能进一步烧至东南沿海，中国的主权与安全将无立足之地。”从这个角度看，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以战止战”的生存策略，通过军事行动打破美国的战略威慑，为新生政权争取到宝贵的安全空间。
抗美援朝虽以军事行动为核心，但背后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多边博弈。
多边博弈的开端
抗美援朝虽以军事行动为核心，但背后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多边博弈。新中国在尚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被西方孤立的背景下，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协调”、“亚非拉国家争取”、“国际规则塑造”三条路径，开启了多边外交的初步探索，为后续万隆会议的突破与国际组织互动积累了经验。
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平等博弈。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新中国并非被动接受苏联的话语主导，而是通过积极参与阵营国际组织（如世界和平理事会、经济互助委员会），争取平等话语权。例如，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中国将抗美援朝的“反侵略”立场转化为阵营内部的共识，通过宣传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正义性，争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与支持。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原所长宫力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新中国外交重心向亚非拉的转移，并非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而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就已埋下伏笔。“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关系开始走向缓和。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走出去’的外交方针，为后来万隆会议上争取多数支持奠定了基础。”
抗美援朝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是意识形态与外交立场的较量。当时的亚非拉国家多为刚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霸权主义”、“殖民压迫”有着天然的警惕。新中国在战争中展现的“反侵略”立场，与亚非拉国家的诉求形成共鸣。中国在战争中始终强调“抗美援朝是反对美国干涉朝鲜内政，而非反对朝鲜人民”，并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平台，向亚非国家宣传中国的和平主张。1955年万隆会议上，埃及、印度等国对中国的支持，正是源于对中国“反殖民、反霸权”立场的认同，而这一立场的形成，与抗美援朝的实践密不可分……（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