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一代伟人毛泽东，既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还要学习领悟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思想。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战略家，那么他的战略思想从何而来？
 
在阅读中涵养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毛泽东对什么是领导作过形象而质朴的阐述：“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领导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才能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养成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从阅读思考中来。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马列经典、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野史小说等，无所不读，不仅涉猎广泛手不释卷，对喜欢的书还反复阅读，光《共产党宣言》就读了100多遍，《史记》、《资治通鉴》通读过数遍。
       不仅如此，勤动笔墨爱钻研作批注是毛泽东阅读的一大特点，也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他留下了27604个字的批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爱不释手，在读《史记》卷48《陈涉世家》第8—9页批注：“一误，二误。”意指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一误为功成忘本，脱离本阶级群众，二误为用人不善，偏听偏信，脱离共患难的干部，结果众叛亲离。史籍中包含着涉及国家、社会兴衰成败、安危荣辱的国之大者，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是形成毛泽东渊博知识、锐利思想和战略眼光的重要来源。
 
在实践中谋定精准务实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在实践中制定精准务实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多维度深思熟虑的考量。
       一是源于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建立乐观豁达的战略自信。毛泽东始终认为，要解救中国人民，就要立足中国地盘，研读中国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这个“无字之书”，“先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1928年，在严峻残酷的革命形势下，面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怀疑、彷徨甚至悲观失望和脱逃背叛，毛泽东在井冈山八角楼上，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从理论与实践上阐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
       1930年1月，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下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1930—1933年，毛泽东广泛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致力于探究中国情况，留下许多经典著作，这也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起实事求是的战略自信奠定了扎实基础。
       二是源于辩证统一的战略战术，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方法。毛泽东深谙中国古代《孙子兵法》“集中优势兵力”的思想精髓，曾经对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失误作批注，“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中指出，“要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既要打又要走，走是为了打”。
       毛泽东战略思想在军事指挥上的创造性转化和战术性运用，既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方针，也有“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围困战、伏击战”的成功运用。其中，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堪称运动战的典范。
       三是源于深谋远虑的形势分析，扛起负重千钧的战略担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仅解决了跳出敌军包围圈求生存的近期战略目标，变被动为主动，也解决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为民族利益而北上抗日求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北上抗日从长征初期的策略性口号转变为战略性目标……（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