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有这样几个要点：顾全大局，有才能，会办事，公道、周到、厚道。邓小平评价毛泽东，超越了个人情感，却又以相知相悉的政治感情积累为基础。这是伟人与伟人关系的真谛。
 
革命烽火中的相知与锤炼
       邓小平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当时，邓小平23岁，担任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负责会议筹备，还做会议记录。34岁的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踊跃，他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就是邓小平记录下来的。此后，邓小平的革命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互动关系，就直接建立起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去领导秋收起义，邓小平随中央机关去了上海。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放弃攻打长沙的中央决定，随即走出一条新路，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发展红军。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写来的一些报告或来人的汇报中，逐步了解和学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经验。后来，25岁的邓小平单枪匹马去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显然就是揣着朱毛红军的经验出发的。
       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也是根据他的特点作出的选择。或许是因为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班上集中了一批国共两党精英，有同国民党精英打交道的经验。在广西，邓小平对李明瑞、俞作柏（注：两人均为国民党桂系将领）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还发展李明瑞入党。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成功，使他一下子在党内崭露头角。
       邓小平1933年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挫折后（注：1933年3月底，邓小平因坚决抵制“左”倾政策，被撤销所担任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不久再次被撤职），被派去主编《红星》报，开始有了较多的和毛泽东接触机会，比如他约毛泽东写过文章。
       1934年12月，邓小平在长征途中离开《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他参加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像“八七会议”一样，再次见证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再次感受到毛泽东的英明和领导力。
       长征结束后，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连升几级，从红一军团的宣传部部长，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很快又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这样的大跨越，毛泽东的信任和推荐显然是关键。
       毛泽东很看重邓小平，对他特别信任，常常把重担交给他挑。压重担和信任，是相辅相成的。1947年在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让刘邓率部挺进大别山，也是相信他们能够创造性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
       战争年代，邓小平又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呢？“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1943年7月前后由王稼祥、刘少奇等人正式提出来，这年的11月10日，邓小平到北方局党校作整风动员报告，明确讲：“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指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邓小平的评价，是从历史经验的比较中得出的。他对毛泽东的敬仰，是政治选择，也是思想选择，还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认同。同时，邓小平善于体会和理解毛泽东的决策，对此有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
 
建设探索中的倚重与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是邓小平最忙的时期。他比较全面的治国理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毛泽东所称道和欣赏。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
       召开“七大”是在1945年，那时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俗称“五大书记”，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逝世了。11年过去了，环境、形势、任务和党内干部的成长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八大”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不只要把“七大”以来成熟和合格的人选进来，还意味着他们要担负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为此，毛泽东在“八大”之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作了一次很通俗而且带有一种交心味道的讲话，专门推荐陈云和邓小平。
       今天回过头看，邓小平、陈云确实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恰恰是他们两人，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逝世后，成为既不割断历史，又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主要代表……（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