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周恩来和毛泽东这样共事时间达50年之久的政治领袖，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自初相识，周恩来和毛泽东共同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重大历史阶段。正是因为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密切配合、同舟共济，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渡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两人携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周恩来与毛泽东最早的交集是在1925年左右。那时，周恩来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选送了大批干部回国，周恩来是其中之一。
       在周恩来带回来的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里，有一段这样的评语：“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
       他直奔当时革命浪潮的中心广东而去，于1924年10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11月开始兼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而当时的毛泽东，也因为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在1925年9月躲避到了广州。他比周恩来大5岁，刚过而立之年。在广州，他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学业”一栏里，他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1925年11月21日。这时的毛泽东已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
       两位胸怀救国大志的青年，一个旅欧归来，一个从农民调查中来，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悄然走近。1925年12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次年3月，《政治周报》上便刊登了记述周恩来东征事迹的《东征纪略》。
       几乎同时期，周恩来派人接管的汕头《平报》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毛泽东则在副刊上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中山舰”事件，革命形势骤然紧张。毛泽东赶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后来，周恩来回忆，他和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而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多是共产党员。
       基于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仅仅一年多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到达江西，领导了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一个月后，毛泽东回到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周恩来和毛泽东走出的武装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开启了数十年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岁月
       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有一个鲜明的变化过程。周恩来较早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到1927年7月，他已是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常委；8月，他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是党内负责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
       而当时，毛泽东还只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越是这种地位差异，越能彰显出周恩来之后在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等抉择中的无私品格和大局观。
       1932年1月，“左”倾错误开始干扰决策，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攻占南昌等中心城市，毛泽东认为按照红军当时的力量不宜打大城市。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分析有理，临时中央的其他人却坚决不同意，这导致红军久攻赣州不克。
       1932年3月，毛泽东根据敌我情况，提议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周恩来同意了，并亲自前往长汀，调动兵力，筹集给养。4月，毛泽东、朱德就取得了漳州大捷。一旦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周恩来便惦念着发挥他的价值。
       1932年7月，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月，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多次建议该职位不要由自己兼任，而是由毛泽东担任。最后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被恢复了军中职务。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被迫开始长征。红军干部谁走谁留，事实上由博古一人决定。当时的走与留，对他们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事实证明，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走，都被保存下来；而“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人，则被留在根据地打游击。伍修权曾回忆，博古等人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