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前瞻性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何为预见、为何预见、如何预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强调国共合作的长期性
       中国共产党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早有一定准备。日本东条英机内阁登场，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告诉他们：“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并且判断日军将南进向美、英、荷等国作战而不是北攻苏联。毛泽东写道：“国民党已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国际形势又做出和蒋介石对远东局势发展过分乐观的期望不同的冷静估计。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这些判断是很有眼光的，事实证明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关系作出新的明确判断，一是：过去多少还担心会不会出现“东方慕尼黑”，还担心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会不会对日妥协，现在这种可能不存在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下大势和那时不同了，蒋委员长不会投降。”“他要做民族英雄，而且今天他是四大强国之一。”
       二是：本来一直注视着国民党当局是不是要再度向共产党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现在作为盟国的英、美、苏都希望中国能在东方战场上有更多的兵力投入作战，更多地牵制住日军力量，反对中国发生内战。这在皖南事变时已多少表现出来，这时更强烈了，使内战危险大大减轻。
       1941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对形势做出总体性的概括：“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
       太平洋战争一爆发，12月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际形势时更断言：“我们使国民党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这样，共产党便以更积极的姿态加大对改善国共关系的力度，并且采取了新的措施。
       本来，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现在，情况有了变化。随着国际局势的激烈变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英、美对日宣战，1942年7月6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
       第二天，7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引人注目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当时通常被简称为《七七宣言》。《七七宣言》重申1937年国共合作宣言中的四项诺言，并写道：“在团结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
 
英美不愿中国内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一步一步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对国共关系的发展也起着以前其他国家没有达到的重大影响。因此，在考察抗战后期的国共关系时，不能不相应地用相当篇幅来论述美国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
       太平洋战争前，随着美日关系的日益恶化，美国已开始对中国给予援助。主要是财政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蒋希望在他和罗斯福个人之间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热线’。这种联系将由一个经罗斯福提名但由蒋介石任命和支付薪金的人担任。”
       当时，“罗斯福的主要兴趣在于帮助丘吉尔拯救英国，以免其步法国战败之后尘，中国对他来说不甚重要”。他对中国的关切是有限度的，因而由他出面推荐了在霍普金斯大学执教的拉铁摩尔。
       美国政府给拉铁摩尔的指示是：“美国对华援助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使用，即鼓励蒋介石优先考虑他同中共的事端，而不是先考虑抗日。换句话说，统一战线即使只是名义上的，也应该维持下去，中国不应该爆发内战而削弱全民抗日的势力。”
       拉铁摩尔是一个学者，不是政治人物，同罗斯福也没有很深渊源，所以没有能起蒋介石预期的作用。他担任这个职务半年多就离开了。但他从观察中认为：“蒋希望保存自己的力量直到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样在战后中国，国民党便可以较大的优势超过共产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他是熟悉中国情况而又性格倔强的将军，在1942年3月到重庆就任后，很快在军事指挥权和援华军事物资分配权上同蒋介石发生尖锐矛盾……（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