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与毛泽东在中南海进行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谈，会谈主要围绕“哲学问题”展开。哲学问题是在围绕台湾问题的争执中逐步推出的。
 
中美双方对谈判都心中无底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为摆脱越战困境和国内经济萧条的压力，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协助下，推行“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开展“均势外交”，即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的对手，实现力量均衡，从而达到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
       具体来说，就是积极改善美国与其他方面力量的关系，牵制苏联。中国也因为和苏联在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分化，进行了十年论战，并于1969年在珍宝岛兵戎相见，中苏关系极为紧张。在对国际局势作了深入研究后，中国也有意通过改善与国际上其他力量的关系来维护国家安全。中美关系由此走上了缓和交流之路。
       通过华沙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巴基斯坦渠道，以及斯诺、汤姆森、邓山理等私人关系的沟通交流，加上“乒乓外交”等多方面的积极促动，最终实现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之间达成了尼克松访华的协议。
       尼克松访华，势必要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但谈什么，却是一个重大问题。毕竟，中美作为政治对手已经斗争了20余年。
       首先，要考虑中美领导人会谈的目的是要取得政治上的互信。当时毕竟还处于冷战时期，中美两国，一方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头号强国，一方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双方意识形态的交锋至少在形式上依然强劲。
       中美虽然都有借助对方牵制苏联的需要，但多年的政治隔阂使得双方疑虑重重。同时，中美两国之间还存在着不少难以预知的危险和不确定因素。1970年美军出兵柬埔寨事件就暴露了这一点。
       美军入侵柬埔寨之后，中国推迟了原定的第137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并严厉抨击了美国的侵略举动。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其后中国甚至击落一架侵入中国海岸执行搜集情报任务的美国C-l30飞机；美国方面也一度准备将第七舰队调往台湾海峡威胁中国。
       对于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虽都积极促成并持欢迎态度，但结果如何却又都心中无底。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时候，曾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找到“哲学”这个共同话题
       考虑到中美两国因为长期敌对，一次短时间的会谈难以解决众多问题，而重在弥合分歧。而中美之间需要交谈的问题却又非常广泛，在前期准备阶段，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与周恩来谈到的主要问题就有原则问题、中国台湾问题、日本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南亚局势、苏联问题和军控问题等八项。
       而且，中美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分歧还非常大，特别是中国台湾问题更是棘手。因此，中美最高领导人短时间的会谈，不可能关注于具体问题。
       要考虑到会谈要有共同话题，而毛泽东和尼克松对于哲学问题都有深入研究。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哲学家。青年时期，他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7年8月，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就表示他对改变世界的“大本大源”问题感兴趣：“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便将其作为毕生的信仰和追求，并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作为国际上的重要政治家，尼克松是美国共和党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对于哲学，他也有着深刻认识。在惠蒂尔学院求学期间，尼克松就撰写过有关基督教哲学的论文；在《领袖们》一书中，他认为作为领袖必须具有远见卓识，看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未来的方向，这种预见性是伟大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核心，达到这种要求而必须以哲学的智慧洞察世界。
       在访华启程前，尼克松还专门邀请法国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做客，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一直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围绕哲学问题展开也就顺理成章了……（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