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80余年间仍在不断恶化着日本社会的“肌体”和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和动向，不仅令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国际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也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持续关注和高度警惕。
 
日本国内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基本条件
       中日关系退步到今天这般“政冷经亦冷”的程度，是包括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在内的人们始料未及的。之所以如此，无非缘于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挑战我国民族感情底线。
       日本战败以后，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右翼势力一直在不遗余力篡改历史教科书和美化侵略历史，致使部分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难以获知历史真相。他们不仅曾掀起大规模要求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国民运动”，而且自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发生以来滋生出可怕的复仇心理。
       这与德国民众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国内不觉悟国民的大量存在，既是导致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和小泉、安倍、高市早苗等右倾保守政权能够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也为日本加速向战前回归，即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社会土壤。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不仅只向亚洲邻国支付了6166.80亿日元（约合7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而且这笔有限的战争赔款具有迥异于国际赔偿惯例的四个鲜明特征：这笔赔款是在不承认战争责任和拒绝谢罪的情况下支付的，具有被动性；这笔赔款是以确保日本海外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支付的，具有目的性；这笔赔款仅系“国家战争损失赔偿”而不含“个人战争受害赔偿”，具有片面性；这笔赔款额与德国已经支付和准备继续支付的战争赔款总额1222.65亿马克（约合866亿美元）差若天渊，具有应付性。
       尤须指出的是，战后以来与没有制定过一部针对外国人的战争赔偿法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军人恩给法》、《战者父母特别给付金支付法》、《战殁者妻子特别给付金支付法》等十余部针对本国人的战争补偿法案；与逃避对外赔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政府向本国旧军人及其遗族支付了37兆日元（约合4214亿美元）的巨额战争补偿金。
       日本政府向其国民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无论什么性质的战争，只要你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和“牺牲”，那么你就一定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精神上的充分肯定（“亡灵”在靖国神社接受参拜）和物质上的丰厚补偿。这一极易诱发下一次侵略战争的危险政策，实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政策保障。
       日本国内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正在迅速抬头、蠢蠢欲动的日本右翼势力，包括“穿西服的右翼”（右翼政客、右翼财阀、右翼军人、右翼学者等）和“街头右翼”（即民间极右分子）两部分。
 
毛泽东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忧虑
       中日复交前：毛泽东、周恩来一直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确曾推行过严厉的日本“非军事化”政策。然而，随着冷战过早到来，美国很快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包括保留天皇制、提前释放战犯、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重新武装和重整军备等，日本军国主义确有死灰复燃的危险。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或通过讲话或借助媒体，对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复活动向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1950年2月14日，新中国与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目的之一，就是“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和“重新侵略”。1952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在“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日本侵略势力又重新抬头”背景下结成的中苏“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是制止日本和与日本勾结之国家重新侵略的“有力保证”。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与到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蒙问：“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毛答：“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蒙问：“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坏的意图？”毛答：“我看是有。”蒙问：“什么样的意图？”毛答：“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透过这一问一答，当能体察毛泽东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忧虑。
       而总揽外交全局并站在外交第一线的周恩来，无论在中日复交前，还是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始终对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保持着高度警惕。
       1961年2月28日，周恩来不无忧虑地对到访的山本熊一等日本客人说：我们看到日本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诸位会说‘想走这条道路的’是极少数人，实现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没有。（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
       周恩来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极富洞察力和预见性地指出：“要日本抛弃美国，抛弃中国台湾，这不仅短期内做不到，长期也困难。日本自民党虽然分许多派，但在中国台湾问题上都是一致地含糊其词，大多有野心……在台湾和祖国统一之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日本的斗争是长期的。”
       周恩来在中日首脑会谈中，不但严肃批评了田中角荣首相所谓“添了麻烦”之说辞、严厉驳斥了高岛益郎局长在赔偿问题上的挑衅性发言，而且直接向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两位首脑表明“中方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