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每逢重大节点、关键时刻，总有一大批极具政治定力的共产党员为我们党站台压舱、抗风拒浪。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之所以能够迎来四次“转折”从而走向胜利，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强大政治定力。
 
生死攸关转折点：遵义会议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毛泽东逐渐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也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
       当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橘林中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两副担架被放在了一起。他们两人议论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前途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党和红军应该请毛泽东出来领导。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和红军当时最为关键的组织领导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赢得主动转折点：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经过整编和短暂休养的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此时，敌军主力尾追而行，造成黔北地区的兵力空虚。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回师东进，趁黔北敌军空虚之际二渡赤水、重占遵义。
       在遵义地区的作战中，红军以三万之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给养。遵义大捷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乃至整个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有力重振了全军的士气，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追击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遵义大捷以后，红一军团军指挥员向中央发电提出攻占黔西商贸名镇打鼓新场的建议。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遏止分裂转折点：先行北上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历尽艰险的两军将士相见后分外高兴，纷纷互赠纪念品、召开联欢会、讲述征战经历，整体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当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不过是一支仅有不足万余人且装备补给条件都十分差的疲惫之师，与自己手下率领的八万之众、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完全不能相比之后，其个人的政治野心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反而执意展开南下计划，实际上就是想以此来要挟中央，向党伸手要权。
       党中央在拒绝张国焘无理要求的同时，也从维护大局的角度出发，对张国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同意让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张仍感到不满足，继续在暗中从事“分裂”党的活动。
       9月8日，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9月9日，张国焘再次发电，要求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党和红军随时可能坠入组织“分裂”、手足相残的黑暗深渊之中……（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