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后期，红军外部承受着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严重威胁，内部还面临着不同路线之间的艰难抉择。在与“左”倾教条主义、分裂主义两方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毛泽东一一取胜，事实上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由此领导党和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为他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正式在组织上成为领袖奠定了基础。
 
逆境中寻找同盟者 
       1928年至1931年，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创建人，握有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大权。以后，随着临时中央的迁入，他的地位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博古、李德等人在打击和排挤毛泽东的同时，慑于他在根据地军民中的崇高威望，不得不采用一些明升暗降的做法。因而直至长征开始时，毛泽东仍然身居党政军的若干要职。他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而且还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样，他不仅有权参加政治局和军委的一切会议，还可以介入大部分的军事决策。
       当时的毛泽东虽然大权旁落，但也并非无权。作为政治局和军委的双重成员，他和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5人，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实际组成了当时的中央决策层。该决策层的权力核心是以博、李、周为成员的最高“三人团”。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已暴露无遗。如果继续按博古、李德的意图办事，必然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但是，李德顶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光环，又得到了博古的支持，两人在党内的影响力大，不肯轻易地交出权力。毛泽东是最有资格、最有能力领导这场斗争的人，他在红军指战员中，尤其是中下层干部中拥有广泛的支持。
       长征出发前后，毛泽东便双管齐下地组织起这场斗争。“他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的上述指责之词，正好成了毛泽东在长征过程中积极教育和发动干部、群众的生动写照。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着力在中央领导层中寻找自己的同盟者。经过耐心细致的解说工作，他先是说服了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进而又争取到了张闻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使他们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张的转变，使决策层内的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已不再是孤掌难鸣了。
       湘江惨败以后，周恩来深刻认识到了现行军事路线错误。他的支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但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力量，而且使博古、李德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防堵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正是由于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终于以多数获得了通过。此次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这就为而后的遵义会议创立了条件。可以说，周恩来的支持，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至关重要。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湘江之战后，长征部队中的许多人，直率而不加掩饰地表达出对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甚至还带有悲观情绪。在这危难时刻，全党、全军渴望有一个人能够指出一条脱离绝境的出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首先发言的博古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归咎于外部反动势力的强大，避而不谈军事指挥问题。紧随其后的周恩来做副报告，指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周恩来在“三人团”中最具实际革命经验，他的态度扭转了会议形势。接着张闻天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然后，毛泽东作重要发言，他集中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还批评了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王稼祥紧随其后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提议请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与会者广泛的支持。
       尽管会议推翻了以博古、李德为首的旧领导，但是尚未立即确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军权转入了周恩来手中，党权十几天后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进入了政治局的核心，做周恩来的“帮助者”使他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当时当务之急的军事决策……（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