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还有他在“八大”前的三次重要讲话，为党的“八大”和“八大”路线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可以称作是八大的“主题讲话”。毛泽东认为，“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下一步就是“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1949年，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命题。经过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对“进京赶考”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认为弄不好可能有“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的问题。这是一种深层的忧患意识。这一时期，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如何避免“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强调指出：“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他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如何避免犯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危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
       关于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如何建设新中国的两个问题
       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在简单地开场白后就说道：“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围绕这个中心，毛泽东重点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人才的问题，即培养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第二个是要选举出一个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实事求是地解释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工人少”的情况，毛泽东说：“刚才陈云同志说了，几位同志也说了，这个名单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后胜利的，到现在才有几年时间。”
       在谈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时，毛泽东特地针对有些同志没有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情况，回答“是否不公道”的问题。他说：“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犯得也比较少，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接着，毛泽东以自己曾经作为中央委员几上几下作了现身说法，并顺势把话题延伸到如何正确对待挫折。他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