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领导全民族抗战过程中，跳出国内战局的局限，具备宏大的国际战略视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几个战场的命名和定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实施了正确的战略领导，可谓是居窑洞之侧，观天下之变，谋战略之策，指抗战之路，取胜利之势，实际担负起了毛泽东在战前说的“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责。
       就国内的抗日战争来说，毛泽东的战略领导，有四大贡献：主持制定、领导实施了统一战线、持久战争、敌后战场、游击战略，这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四大“法宝”。
       关于这场战争，在美国，一般分为欧洲战区（场）和太平洋战区（场）。英国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则使用“西线”指代西欧战场，苏德战场通常指欧洲战场的“东线”；关于中国的抗战，美国方面大多归入“太平洋战区（场）”，丘吉尔则归入“远东战争”。
       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强调苏德战场也即英国丘吉尔说的欧洲战场的“东线”，是决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是欧洲的主战场。毛泽东1943年11月4日曾说：现在只有苏联单独抵抗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英、美两国没有执行他们在1942年开辟第二条战线的诺言。这句话，表达出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处境和贡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处境和贡献。
       在中国，多年来，在不同语境下使用欧洲战场、苏德战场、欧洲第二战场、北非战场、亚洲战场、太平洋战争以及印缅战区之外，同时比较习惯地在整体上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分为东西方两大战场。
       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在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背景下，中国比较强调中国抗战是“东方主战场”，自然也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的结果。更主要的是，西方战场是抵抗和反对以德国为主的法西斯军队的侵略；东方战场抵抗和反对的是日本法西斯军队的侵略。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德国，一个是东方的日本。
 
世界格局变化中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一开始就是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到整个世界格局变化中，放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目标中，放在东方反法西斯阵线的视野中进行战略思考和战略设计的。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这个概念，但始终注重把中国的抗战同“东方”联系在一起，很少用“亚洲”战场。
       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的序言中提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这就在1939年9月欧战爆发前，明确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层视野下来定位：中国—东方—世界。
       在这以后，毛泽东经常居于“东方”这个战略视野来定位中国抗战的处境和地位。比如，1940年10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国际局势时提出：“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
       1941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ABCD分别代表美、英、中、荷四国，1941年春，四国在远东建立对日警戒、防卫、协同作战的抗日同盟），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被打倒的。
       这三条战线，恰恰对应了毛泽东此前说的，中国的抗战，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世界的事。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毛泽东和党中央经常把美、英的对日妥协和绥靖政策，比喻为“东方慕尼黑”。
       1939年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发出的《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中表示：“在英日谈判中英国对日本已作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194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判断：苏联西线战争吃紧，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