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杂志 2019年5月上半月版

2019-06-25 15:42 知音官网发布


鄂栋臣爱妻痛忆亡夫:我与“中国测绘之父”的似水流年
涂筠

       鄂栋臣,“中国极地测绘之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他是中国极地测绘与遥感信息科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参与了7次南极科学考察和4次北极科学考察,两次在国家南极科考中荣立二等功,为我国极地科考事业奉献了一生。他是全国唯一一位同时参与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建立长城站、中山站,中国首次北极科考队赴北冰洋考察、中国北极黄河站建站的科考人员。他留下了“三个一”:绘制了中国人在南极的第一张地图;命名了中国第一个南极地名;带出了一支南极科考成果最丰硕的高校队伍。

       2019年2月21日,鄂栋臣先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因病逝世,享年80岁。

       近日,本刊记者涂筠独家采访了鄂栋臣的夫人,今年75岁的王紫云女士,她含泪讲述了与丈夫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妻子形象。以下是她的自述——

◇ 嫁给“工作狂”啥滋味?他也是个爱家的人 ◇

       我的先生鄂栋臣,1939年7月出生于江西省广丰区一个农民家庭。我们相识时,他很少提及他的“苦难史”,后来我断断续续知晓,他年少时吃了太多的苦,11岁之前,由于战乱,他没有条件上学,成了放牛娃,在此期间,他的父亲和祖母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他在痛苦中长大,由此养成了坚韧的性格。

       1950年,村里办起了小学,鄂栋臣得以入学,他天资聪颖,又有强烈的进取心,是十里八乡最优秀的学生。1954年,他考入广丰中学,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被江西省上饶地区保送上了高中。1960年,鄂栋臣考取了武汉测绘学院,攻读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少女时代的我家在县城,经常听大姨提起鄂栋臣,大姨与鄂栋臣的妈妈是好友,她对鄂栋臣赞不绝口,引起了我深深的好奇。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他,他浑身充满书卷气,干干净净的样子令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几天后,大姨问我对鄂栋臣的印象,我说他很优秀。大姨笑着说:“他也喜欢你,你们在一起吧。”我惊呆了,心里也很甜蜜。再次见面后,鄂栋臣说:“我家里穷,恐怕暂时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但我会努力的。”我说:“没关系,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那一年,鄂栋臣接到武汉测绘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由于家里太贫困,他将通知书藏了起来,没有跟我说,直到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心急火燎地找到他,质问他为何不去读大学。他说不想让母亲去借钱,遭人白眼。我生气地说:“你还有我啊!我嫁给你,就是一家人,我供你上大学!”他眼睛湿润,嗫嚅着说:“我是男人,不能让女人养!”我流着泪大声道:“你以为这样就有志气了吗?面子有前途重要吗?”鄂栋臣想了想,说:“好!我听你的,我也是真心喜欢你,我要娶你,以后等我参加工作了,工资都交给你。”此后经年,鄂栋臣一直兑现他的诺言,将工资交给我。

       不久,我们就结婚了,鄂栋臣也入读大学。当时,我是广丰区肥皂厂的工人,每月工资7元,省吃俭用供养鄂栋臣在武汉读大学。他每年寒暑假一回到家,都要去村里劳动以挣工分,一天也不休息。我喜欢看到他认真努力的样子,无论是学习还是干活。

       1965年,鄂栋臣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时,我们的大儿子快1岁了。我被调到他老家所在的农村当小学民办教师,两地分居的日子虽然清苦,但有婆婆帮我带孩子,我很知足。后来,武汉测绘学院由军队接管,鄂栋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705部队指导员和测绘老师,我也随军来到武汉,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5年后,已转业的鄂栋臣重回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武汉大学)任教,每天像上紧了发条一样拼命工作,完全顾不上家里的事,彻底成了一个“甩手掌柜”。随着女儿和小儿子的相继降生,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只得忍痛把小儿子送回广丰的父母家。

       我内心失落,鄂栋臣察觉到了,他回家后主动帮我做家务,却越帮越忙,我“喝令”他放下手头的活,说:“你还是去做你的研究吧。”他歉疚地说:“你这么辛苦,我欠你太多了。”没等我回答,他又无比惆怅地说:“我们国家的测绘事业落后国外太多,我寝食难安呀!”我故意问他:“如果家与事业二选一,你选什么?”鄂栋臣笑呵呵地回答:“当然选家了,我有两个家,国家和小家,我愿意为家献出一切!”我故作生气道:“你这是狡辩!”鄂栋臣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努力工作,既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测绘事业,也是为了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我心里明白,他是爱这个家的,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为他的母亲、我和孩子却舍得花钱,一回家就教育孩子,抓他们的学习。

       只可惜,忠孝两难全。1977年3月,鄂栋臣出国公干期间,我的婆婆突然去世,无法通知他回国奔丧。他归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陷入痛苦和愧疚之中,总是喃喃自语:“我的母亲没享过我一天的福,我对不起她啊!她活着的时候,我竟然从来没接她来过武汉……”随即,潸然泪下。婆婆生前,我们的婆媳关系一直都非常好,我在一旁鼻子发酸,也落下泪来。

       他是一个很传统的孝子。我的母亲得了肠癌,鄂栋臣当时有一笔转业复员的钱,便全部拿出来给我母亲做手术和术后治疗。母亲手术期间,他尽量抽时间陪伴她,安慰她。后来,母亲奇迹般痊愈了,我想,也许是我丈夫的孝心感动了苍天。

       我们的日子平淡如水。他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没出差,他忙到多晚都会回家,他知道万家灯火中,有一盏灯为他而亮,为他守候。我们习惯于这种家庭格局,只要有他在身边,我再苦再累也觉得安心满足。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随着鄂栋臣的测绘工作成果越来越多,长时间分别的日子很快到来,让我猝不及防。

◇ 南征北战只为留下“中国印”,揪心的守望也甜蜜 ◇

       1983年,中国加入《南极条约》。1984年11月的一天,鄂栋臣回到家,脸上洋溢着喜气,激动地告诉我,他被国家选为中国首支南极科考队副队长、党支部副书记。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晚上,鄂栋臣把大儿子拉到一旁,神情严肃地说:“你是老大,以后,照顾你妈和弟弟妹妹的担子,就落在你身上了。”大儿子说:“爸,您又不是不回来了,搞得这么伤感。”鄂栋臣挤出一丝微笑,我却发现他的眼圈红了。

       这一年,鄂栋臣已45岁,他对梦想之旅充满豪情和期待,也对家人心怀歉疚和依恋。出发南极之前,我被请到科考队,面对的是一纸“生死状”,我这才意识到南极科考的危险性,迟迟不敢下笔。鄂栋臣见状,拿起笔,稳稳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写下:“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我的心空落落的,想哭。鄂栋臣无言地凝视着我,我擦了擦眼睛,说:“你放心地出发吧,我知道,你已经等了很多年了。”鄂栋臣柔声说:“我答应你,一定会平安回来。”

       鄂栋臣出发之后,我只能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一些零星报道。我后来才得知,船长给队员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大塑料袋,那是装尸袋!如果谁牺牲了,就被装入袋中,放到舱底的冰库里冷冻起来带回国。那些日子,我寝食难安,每天为丈夫祈祷。

       由于当年条件所限,我和丈夫的联系只能通过北京中转。1984年12月30日,我终于得到消息:中国首支南极考察队乘登陆艇登陆。我的丈夫和其他队员都安然无恙。我喜极而泣!那晚,我梦见丈夫站在冰天雪地中的雄姿,他热泪盈眶地将中国国旗插在冰雪之巅,那是他半辈子最大的梦想啊!我知道,我对他最大的支持就是不打扰。每次传消息给北京,我总是报喜不报忧,孩子生病、生活中遇到委屈,我都一个人扛着。我深知,每一个取得成就的科学家身后,都有家人在默默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家是国家的人,大多数时候,家人看到的是他远去的背影,只能遥望与守候。在家里,我常和孩子们讨论他们的父亲在南极会遭遇什么,孩子们想到的是企鹅、滑冰;我想到的是他的衣服能不能御寒,晚上睡觉冷不冷。我们都没想到,鄂栋臣的南极之行九死一生,凶险异常。

       在被称为“沉舟墓地”的德雷克海峡,科考船遭遇12级强风暴,惊涛骇浪中,队员们翻江倒海地呕吐。鄂栋臣冒险冲下船舱,用身体保护贵重的考察仪器,遍体鳞伤,好在十几个小时后,他们总算挺过来了。登陆后,鄂栋臣带领队员在冰雪上开始测绘,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在南极也成了搬运工,每天扛着木桩、铁锹、铁镐,依靠简陋的小平板做大比例尺测土,用两条腿去跑水准,好几次差点滑入冰海。半个月时间,鄂栋臣和同事就完成了站区选址和地形测绘。

       1985年2月10日,鄂栋臣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湾、望龙岩、龟山、蛇山……随后,他与队员们爬冰入海、搅水泥、拧螺丝钉、扛钢梁建站。大年初一,鄂栋臣和队友们给祖国献上了一份新年大礼:中国第一座极地科考站——长城站正式建成!南极冰雪之地,终于有了中国人的立足之地。

       半年后,鄂栋臣回家,微笑着向我和孩子们讲述那些令他骄傲的瞬间,却从不提及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我也是从队员口中才得知,他多次陷入雪中差点爬不出来;观测时,常遭遇12级大风,他只能趴在雪地上一点点地爬回来;为建码头,他在冰凉的海水中差点被冻僵休克。我也从不向他提起这些令我胆战心惊的事,可每当我抚摸着他被冻坏的瘢痕累累的手脚,不知不觉间,眼里盈满泪水。鄂栋臣说:“我都完完整整回来了,你哭什么呢?”随即用粗糙的手替我擦去泪水。虽然他从不对我说那些甜言蜜语,但一个温情的动作,却能令我回味很多天。

       国家给予了鄂栋臣很多荣誉,但他从不借此来谋取私利。我退休前在武大附近的皮鞋厂打工,属于“大集体”工人性质。按说,先后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他,“一句话”就可能解决我的工作身份问题,把我调回大学当正式工,但他却只字不提。我们的三个孩子成年后,都是凭自己的努力找到的工作,从未沾过父亲的光。即便如此,我和孩子们对他也从无怨言,他是一名科学家,他连生命都可以交给国家,他的精神境界像冰雪一样纯洁,我们不能给他带来哪怕一点点瑕疵。

       1989年,鄂栋臣再次奔赴南极,建立了我国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1996年,他又奔赴北极科考。多年来,他一共参与了11次南北极科考,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中国极地考察第一人。我为他骄傲,同时也为常年见不到他而失落,鄂栋臣理解我的心情,每次回家,他都尽量抽时间陪伴家人。

       在漫长的分离与短暂的相聚中,我终于等到了丈夫退休。我也早已退休。我很高兴,暗想:老头子,你终于可以陪在我身边了。可是,鄂栋臣却“老骥伏枥”。他退休后仍忙得脚不沾地,心系中国极地科考事业,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出了几本科考书籍,带团队和博士生,给远赴极地的学生出谋划策,给学生做科普讲座。他偶尔也会带上我,因为他是个“生活盲”,加上年纪也大了,起居饮食得由我来照顾。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的丈夫,终于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的。

◇ 老得走不动的我们,牵手撒手都是永远 ◇

       2010年,鄂栋臣从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岗位退下来,他有些不适应,对我说,搞科研是一辈子的事,他不能停。我根本没法阻止他,只能陪着他东奔西走。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经常买来一些礼品,给我惊喜。一天,他买了一只手镯,颤巍巍地给我戴上,我很开心,他却歉疚地说:“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眼睛湿湿的,我对他说:“现在国家把你还给我了,我知足了。”他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2014年4月,鄂栋臣被查出肺癌,他很是惊慌,对我更加依赖,同时脾气发生变化,总对我不满,不是说菜太咸了,就是说水太烫了。好几次我被他气哭,女儿安慰我,我说:“你爸毕竟是个病人,我不能跟他置气。”事后,鄂栋臣向我道歉,说自己是在用科学考察仪器来看我,对不起我,我就不生气了。

       不久,鄂栋臣做了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肺。医生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便放弃了化疗,使用放疗和靶向治疗。他说话不能连续说,经常气喘吁吁,走路也只能缓慢而行。他非常着急。我劝他,急也没用,不要再操心科研的事,安心养病,你现在是为自己而活。这一次,他听从了我的意见,感觉身体稍好一点后,他就开车去机场接从外地回来的儿女。

       也许是职业使然,鄂栋臣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唯有新疆没有去过。病情好转后,2018年7月,他带着我,还有小儿子一家三口,飞赴新疆游玩了十多天,他大口吃羊肉,情绪高涨,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然而,从新疆回来,他就感觉到不对劲,说话口齿不清。医生检查出他患有脑梗。他又着急起来:“我是搞科研的,脑子坏了就等于废了。”

       因为病痛,他的脾气又开始见长,有时暴躁得像个小孩,我感到越来越委屈。这一天,他又把瓷杯的杯盖摔碎了,我蹲下来把碎片一点点捡起来,同时擦着眼泪。他愣愣地看着我的身影,突然说:“我对不起你,没有达成你唯一的心愿,没有把你调到武大来。”我也愣住了,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他居然一直放在心上,内疚了多年。我拉来一把椅子坐在他身边,说:“其实你很顾家,这么多年,把工资都交给我。你会做衣服,还记得年轻时,每年过年,你给孩子们做的新衣服吗?”他点点头。我又说:“我们搬到武汉后,你自己买材料做了柜子,做了沙发,我们这才像个家。”他眼睛湿润,我也哭了。我们回忆起过往的岁月,回忆起心灵手巧的他自己组装收音机、电视机,给我和孩子们带来的快乐。我深情地说:“老头子,你无愧于国家,也无愧于家庭。”鄂栋臣微笑起来,眼角有泪,依恋地对我说:“以后,我不惹你生气了。”

       可他还是继续惹我生气。2018年,他摔倒了两次,年老体衰的我只能求助于他人才扶起他。孩子们多次提出接我们过去住,他不肯,怕给他们增加负担。我想请个护工,他也坚决不让,倔强地说:“只要自己能走,就坚持走!”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仍然要求自己开车,我制止他,他就大发脾气。直到他得了脑梗之后,才终于放弃了开车。

       2019年初,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到了生命的临界点,每次和孩子们视频时都会情绪激动,口不择言地说:“我要死了……”以至于孩子们都不太敢再与他视频。我对他说:“别瞎说,你马上就要度过5年危险期了。”我很心疼他,这个11次征服南北两极的汉子,如此不服老,却在岁月面前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我也很崇拜他,他永远充满了家国情怀,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即使在地球上最冷酷的极地,他也能顶天立地,站成他想要的样子。

       这些年,我也慢慢变得健忘,我很害怕鄂栋臣哪一天会突然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有时想,要是我彻底得了健忘症就好了,那样的话,丈夫的离去就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的痛苦。可是,这一天还是来了。

       2019年1月21日,鄂栋臣身体不适住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生认为他的病情不会突然恶化,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我们把他从医院接回了家。

       过完春节,鄂栋臣再次感到身体不适,2月20日下午,我们把他送到中南医院。见他各方面都还正常,医生也认为他情况暂时稳定,我便让儿女们回家休息。当晚,我一直陪在他的病床边。2月21日凌晨,我的老伴,却突然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太匆忙,一句话也没有来得及向我交代。鄂栋臣走后,我无法一个人待在家里。家里每一个地方都残留着他的气息。我多希望能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对我发脾气。睹物思人,我每天泪水不断,整夜整夜失眠。我的孩子们一直在家里陪着我,安慰我,生怕我有一点闪失。2019年3月10日,女儿把我接到了她和女婿在海南的家中。

       鄂栋臣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测绘事业,我们的大家庭也很美满,两个儿子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企业领导,女儿也事业有成,孙辈也在学业上崭露头角。每个小家庭都延续着大家庭的家风,勤奋好学,温馨和美。我想,他到了天堂也没有遗憾了。

       我一直记得鄂栋臣追悼会上的挽联:爱国敬业艰苦奋斗献身极地事业,立德树人呕心沥血培养测绘栋梁。这两句质朴的话,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我天真地想,如果人类真的灵魂不死,百年后,我的灵魂还能与鄂栋臣相遇。到那时,我会对天堂里的老伴说:你牵着我,我牵着你,我们无拘无束,在南极与北极的天空遨游,看一看你留下的“中国印”,看一看冰天雪地里的那一面五星红旗,亲爱的老伴,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