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69期

2024-03-07 16:51 知音官网发布

冷战时期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之时,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已经全面展开,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退出历史舞台这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主要方面和内容,就是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
 
“一边倒”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是中苏结成同盟,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斗争。这个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战略,奠定了大约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理论上说,“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对外战略选择,新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对外战略来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之下,新中国难以选择前两种战略。
       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内战,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逃亡中国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之承认、拒绝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以及阻挠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建国前夕,中共领导人也考虑到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因此,不管是从国家安全还是意识形态,美国均被视为新中国的主要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同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是不太可能的。
       新中国建国前后,在党外民主人士中也有一些人提出,新中国应当采取中间路线,既不同美国过于亲密,也不倒向苏联。例如,张治中将军就曾向毛泽东建议,新中国在联合苏联的同时,也应当努力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改善与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认为,这种政策最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个主张类似于印度总统尼赫鲁等人倡导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政策。
       但是,一些因素使得新中国难以在紧张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采取中立的政策选择:
       新中国建国前夕,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美苏各自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全面展开。在战后初期那种紧张的冷战对抗中,新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余地实际上是很小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具有极大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大国,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不会允许中国在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而是极力将之拉入自己的营垒。因此,中国是很难采取中立立场的。
       向苏联“一边倒”,或者说联苏抗美,则被新中国领导人视为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信仰相一致的战略选择。
       首先,由于中共领导视美国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新中国在成立之后联合苏联对抗美国就自然成了其对外战略选择。其次,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中共一直把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是,“一边倒”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追随苏联,亦步亦趋,丧失独立性。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如前所述,“一边倒”战略方针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最大限度地维护新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而不是别国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两条线”
       在整个60年代,中国所推行的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基本战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条线”。该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基本背景是: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两个国家逐步从盟友演变为敌人,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有所恶化。然而,中苏分裂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重新审查其对华政策,改变孤立、包围和封锁中国的政策。相反,从60年代初开始,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致使两国间的对立不断加深。其基本原因在于肯尼迪政府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估计。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思想是,中国比苏联“好战”,“威胁”更大。而且在他们眼里,中国努力拥有自己的核力量,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可能对世界构成“威胁”。
       另外,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干涉越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放弃以政治斗争实现统一的温和路线,转而认可、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美国领导人倾向于把越南的武装斗争同中国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是“幕后策划者”。
       总之,在肯尼迪政策看来,相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更“冒险”、更具“危险性”,随着中苏裂痕的扩大,中国的“威胁”可能会更大。基于这一认识,肯尼迪政策不仅不把中苏分裂视为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契机,而且主张美国要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
       面对上述中美、中苏关系的现状,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在60年代初已经势在必行,中国需要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在东西方冷战中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