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963期
2026-01-06 17:04 知音官网发布
“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策略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形成与新中国外交实践紧密相连。面对西方重围与大国围困的外交困难局面，毛泽东指出退让没有出路，必须以斗争求和平，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认为全球治理有“两套逻辑”，应该探索出一条“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援外模式。面对大国压力，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1959年11月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真等同志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彭真说，赫鲁晓夫迷恋于西方首脑会议，西方就以此像钓鱼一样钓着他。毛泽东接着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南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
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出双方争议地区。对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对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留待将来从长计议。
今天总结1962年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融进战退和于瞬间，展现出毛泽东军事艺术“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的极高境界。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给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两霸总要争取一霸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只有成为打不败的对手，才能成为美国人的朋友。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15年。”说来也神奇，从1964年毛泽东说这些话到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间相隔正好15年。
历史上凡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拿破仑在欧洲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与中苏两国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输得没一点面子。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三个国家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援外模式
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
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