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983期
2026-08-27 09:41 知音官网发布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哲学思维艺术
毛泽东在运用哲学指导工作时，总能够紧紧围绕着如何分解和剖析矛盾，他对客观世界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都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展示了他解析矛盾的高明和智慧。抓矛盾主要方面的策略艺术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认为，抓住重点制定政策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比如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杨虎城、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这在全国人民来讲是大快人心的事，特别是对于共产党来讲，蒋介石对共产党犯下了滔天罪行，杀害了几十万共产党人，毛泽东自己的亲人也惨遭杀害。
对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对手该怎样处理？许多人主张要把他杀掉。可是基于当时全国抗战的总体形势，如果杀掉蒋介石，会引起更大的内战，还有更多的亲日势力来操纵，这是极不利于动员全民抗战的。而当时团结全民抗战，是最主要的矛盾。
因此，为了团结国民党，也是为了避免内战，动员全民一致抗日，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大局出发，在迫使蒋介石同意抗战的前提下将他释放，促成了国共合作。
毛泽东对西安事变背后的复杂矛盾看得很清。瓦窑堡会议认定主要矛盾转变并确立新的策略方针，之后就是思想主动、政治主动、道义主动、决策主动到战略主动和行动主动，顺天应人，最后把看似不可能变成可能，胜利地达到预期目的。
毛泽东看到了矛盾双方转化的硬条件。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不是道义和道理能改变的，不能幻想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需要造成让对方迫不得已的态势，如果没有红军的战场打击，没有张、杨的强力压迫，包括造成日本对投降派绝望后的进攻，让蒋介石改弦易辙难。
蒋介石一定要消灭红军，如何与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那就全局造势局部做起，从最有可能突破的张、杨内部做深入扎实的工作，很快形成西北“三位一体”，最后局部改变全局，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历史总在不断地出难题，要保持坚定的方向和自信，着眼主客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敌变我变、我变敌变的动态过程中，掌握引领发展的主动权，最后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毛主席曾生动地比喻说：陕北的驴子很多，让驴子上山有三种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待毛驴子的办法推他、拉他，再不愿意干就打他。
抓重点谋大局的求同艺术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策略。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过去红军北上抗日，一路靠打土豪分田地，争取广大贫苦群众，自己也得到补充给养，可是抗战开始后，我们要团结那些愿意抗战的各个阶层人士，包括那些土豪地主，因此就必须调整政策，先是由抗租抗息，到减租减息，最后是交租交息，红军部队不得再侵犯这些人的个人财产。甚至过去的恶霸地主，只要他积极抗日，我们红军战士抓到了，要为自己的亲人报仇，也不允许。
此外，在抗战开始后，我党还广泛吸收了所有愿意参加抗日的武装，其中就包括曾经的土匪、民团，一切以抗日为界线，凡是抗战的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凡是反对抗战、投降日本的都是汉奸、卖国贼。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把它称作抗日战争我党的“三大法宝”之首，明确提出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劳动人民，团结的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愿意抗战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投降日寇的反动派。
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种分析矛盾的方法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后来在当今的先进管理理念中所应用的许多原理，其实毛泽东在他的哲学思想当中早已有所体现，比如说“黄金法则二八定律”、“黄金分割点”，还有模糊数学当中“两两对比”的方法，目标管理的“树状结构”、“图形结构”、“线性结构”都可以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找到源头……（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