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中国战场经历了从局部抵抗到全面战争、从孤立无援到同盟协作的历史跨越，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奠定了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
 
东方反法西斯的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大部分撤入关内，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此时，国际联盟虽然派出调查团，但最终通过的《李顿报告书》仅对日本进行道义谴责，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制裁措施。美国声明“不承认主义”，仅在外交上表示不予承认日本侵占东北的合法性，这种口头反对而无实际制约的姿态，实质上纵容了侵略者的野心。
       在世界东方，中国成为唯一与法西斯势力正面交锋的国家。就在东北沦陷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中共满洲省委于事变次日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侵略本质。东北各地党组织迅速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联合各路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以游击战争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最早实践，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积累了宝贵经验。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抗战派也奋起抵抗。1932年淞沪抗战中，驻沪十九路军奋起还击，坚持抗战35天，毙伤日军近万人。此后，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相继爆发，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喜峰口、百灵庙等地浴血奋战。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明确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从1931年到1937年，中国单独抵抗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的持久抵抗，不仅打破了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更向世界证明：法西斯并非不可战胜。
 
全民族抗战与反法西斯战场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标志着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面对日本的全面进攻，中国进行了顽强抵抗，构建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支撑的战略格局。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承担了抗击日军主要进攻的任务。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投入70余万兵力，与日军血战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东，改变了日军战略进攻方向。
       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战役，八路军115师取得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士气。武汉会战持续4个半月，中国军队以重大代价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迫使日本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在正面战场节节抵抗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东渡黄河，在华北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独特的游击战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相配合、战略上互相策应。
       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共34个师团，其中有32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图谋彻底破产，被迫转入长期战争。中国用血肉之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最困难时期的坚持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作战方针发生重大转变——从“速战速决”转为“持久作战”，将作战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企图通过“治安战”摧毁抗日根据地。
       在这一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承担起抗击日军主力的重任。从1939年至1941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发动了百余次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仅1941年一年，华北日军即发动万人以上的大“扫荡”13次，千人以上的小“扫荡”多次。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锐减，部队大量减员。面对极端困难，敌后军民采用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粉碎了其迅速解决中国战场的企图，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民心。
       在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日益凸显。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间，日军在华伤亡总数达51万余人，军费投入占日本国家财政年度最高比例达77%。中国战场的巨大消耗，严重削弱了日本的国力与军力，导致日本国内物资匮乏，侵略扩张能力不断衰减。正是由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消耗，致使其不可能同时在多个方向作战……（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