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947期
2025-09-05 16:07 知音官网发布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何以取胜？
从《论持久战》的理论构建，到征兵、稳定财政秩序、争取外援，中国抗战事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战场表现，更与战争动员及其带出的经济、社会、舆论诸领域有关。为了赢得最终胜利，中国人走出了一条空前艰难的道路。一篇文章的诞生
1937年12月28日深夜，正在延安窑洞中挑灯夜读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教员郭化若，收到了毛泽东秘书叶子龙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嘱咐说：“你不担任任何别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70多年后，郭化若在撰写回忆录时，依然能清晰地记起，1937年冬天毛泽东对战争理论问题的关注。毛泽东告诉郭化若，1936年自己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因为西安事变发生，只来得及阐述对正规战的看法，没提及游击战、政治动员乃至更广泛的资源问题。这几项问题的答案，看似零散，对当前的对日抗战却至关重要。他希望郭化若搜集、编译一批理论著作，撰写关于游击战的专门文章，协助自己研究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有党史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对军事策略问题存在明显的焦虑情绪。红军时期的战略战术，能否化用到对日抗战中，尚不确定。正面战场形势的迅速恶化，更是进一步加重了中共面临的压力。后来毛泽东自己总结说，战争的初始设定是：“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再进一步看，在1937年冬天的对日战场上，“敌人多而强，友军多而弱”，八路军、新四军则是“又强又弱又小”。共产党军队之“强”，在于战斗意志；但倘若精神意志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战争资源和战场表现，胜利仍将遥遥无期。
毛泽东的理论思考，一直持续到了1938年暮春。这一年5月26日到6月3日，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了长篇系列演讲；随后又在演讲记录稿基础上，经过几昼夜不眠不休地写作，形成了《论持久战》的完整文本。他给出的答案是，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创造敌后根据地，组织民众武装，持续不断地发展游击战争，持久地消耗敌人的力量，为最终实施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创造条件。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将民众有效地组织起来，就可以解决持久战面临的兵员和财政的困难，形成胜利的基础。这不仅是毛泽东对抗战问题做出的回答，也寄托了他对整个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然而，完成理论构建，只是通往战争胜利的第一步。如何有效组织民众，需要在实践中摸索。
动员中国的奥秘
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对193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有一番独到的分析。他在专著《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指出：如果只看单项指标的话，中国的工业与经济实力，确实和日本差距甚大。1936年中国的整体工业产出，刚刚达到日本1905年前后的水平，不及同一时期日本的1/4。再进一步看，中国的制造业产出，有3/4来自食品加工、纺织品、鞋类等消费型轻工业部门；能直接用于战争的重化工业部门，体量相当有限。
更棘手的是，东北和长三角这两个核心工业带的制造业产值，加起来占到当时中国的七成以上。到1938年，它们已先后陷入敌手。在日本凭借海军优势，对华东和华南海岸线进行全面封锁的背景下，中国要靠自身的实力赢得战争，难度的确超乎想象……（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